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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

发布时间:2019-07-04 13:4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将中国的眼光投向了全人类的福祉,充满多样性的世界在秉持许多共同的善恶标准的同时,更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矛盾与冲突,王缉思教授通过对于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角度对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做出解释。知政不仅为国,更应胸怀天下。值此新春佳节之际,盘古智库特向大家推荐王缉思教授最新著作《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新书摘选。

  本文选自《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第三章 安全 第三节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

  2019年1月21日上午,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的重磅新著《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分享会在盘古智库举行。

  威胁人类安全的来源,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人为的、社会造成的,包括战争、暴力、政治迫害、刑事犯罪、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这些威胁可以通过个人和社会的主观努力加以避免或减轻。第二类是自然造成的,包括地震、水灾、海啸、旱灾、雪灾、火山爆发等各类自然灾害,是无法避免或难以控制的。第三类是疾病,特别是传染病。艾滋病每年夺走上百万人的生命。从1347—1353 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鼠疫(“黑死病”)造成2 500 万人的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可以相对照的是,欧洲因“二战”而死亡的人数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5%)。

  随着现代技术发展、财富增加、社会治理能力的增强,这三类安全威胁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有些自然灾害可以预防、预报。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的减灾救灾工作,传染病的防治,禁止走私贩毒,这些更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责任之所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大规模武装冲突,让人们对战争刻骨铭心。21 世纪初以来,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人们从电视直播和网络视频中目睹了2001 年“9·11”事件、2003 年中国非典危机、2011 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2013 年“棱镜门”事件、2014 年非洲埃博拉病毒疫情、2015 年席卷欧洲的难民潮、近年来“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恐怖杀戮行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网络攻击和信息诈骗,以及地震海啸、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等。战争威胁下降以后,各国政府和国际舆论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度大大提升。

  美国战略家亨利·基辛格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就注意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他描述道:“能源、资源、环境、人口以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问题已经与构成传统外交议程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领土争端等问题并驾齐驱。”40 最早提出“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乌尔曼,他于1983 年发表在《国际安全》期刊上的《重新定义安全》一文中,明确提出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性的全球问题,把人类的贫困、疾病、自然灾害、环境退化等,均纳入安全研究中。

  有学者把非传统安全分为5 类:一是人类社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安全问题,如自然灾害、生态恶化、资源匮乏、能源危机、传染病流行等;二是一个国家内部产生的社会问题影响到其他国家、地区甚至整个国际社会,如经济危机、难民问题、社会危机、民族宗教冲突等;三是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活动,如跨国毒品贩运、国际洗钱、海盗、拐卖人口、非法移民等;四是国际组织对国际社会的冲击;五是全球化和国际交流扩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安全问题,电脑病毒、黑客所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核电站事故引发的核安全问题等。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一般可以通过加强国内治理和防止国家间战争得到保障,而后者往往跨越传统的国家界限,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一个国家加强军事力量会造成另一个国家的惧怕和防备,国家安全需要依靠提高军事力量的自助方式获得。非传统安全则打破了“一方获益、另一方受损”的传统国际关系思维和国家中心主义,提倡国际社会以合作的方式获得安全。在非传统安全的思维模式中,应对暴恐活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传染病、非法移民、走私贩毒等全球性挑战,需要政府间合作,也需要跨国非政府组织配合。“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等概念与合作形式应运而生。1982 年,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主持的“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起草了《共同安全:一种生存蓝图》的报告, 指出共同安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安全的最佳保障是通过合作而非相互竞争的强权政治来获得”。

  在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当前最引人注目的威胁是,在政治上引起争议最大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法》对的定义是:“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 一方面,从这一定义看,与国家政治安全高度相关,应当视为传统安全问题。美国曾经把伊朗、叙利亚等国家列为“支持国家”,也是把问题作为军事安全问题来处理的。另一方面,构成跨国界的威胁,许多相关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所以也可以列为非传统安全问题。

  一般说来,世界现代史上的,始于20 世纪60 年代。在奥萨马·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没有大规模活动之前,英国和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都被视为著名的恐怖组织。拉登策划的 2001 年“9·11” 事件前后,普遍被视为同某种相联系。联合国安理会在2001 年11 月12 日以第1377 号决议形式,通过《全球努力打击的宣言》,明确宣告:“国际是对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挑战”,“是 21 世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最严重的威胁”。45 中国的《反法》规定:“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消除的思想基础。”其文本中的指向是相当明确的。

  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逐渐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在其倡导者看来,国际社会的安全主体或安全关切对象,已经或者应该从国家转向人类个体或整体,“人的安全”应该取代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成为首要价值。46 联合国在《1993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人的安全”的概念,强调通过“人的发展”(human development)达到安全。报告认为:安全概念必须改变,应更着重于人的安全,通过“人的发展”达到安全。《1994 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对“人的安全”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界定:“人的安全可以说是涵盖了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能够避免诸如来自饥饿、疾病、心理压抑等的长期性威胁;二是保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免于突如其来的伤害性的灾难。”由此,“人的安全”明确为联合国的安全指涉对象。

  “人的安全”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叛逆”概念,它挑战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即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强调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潮。1996 年6 月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之后,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法国《世界报》上刊文表示:人是一切的核心。国家主权的概念本身即是为保护个人而设计的。个人是国家存在的理由,而不是反过来。我们再也不能接受一些国家的政府以主权为借口无视公民权利。

  安南表达的这一主张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思想后盾。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维和部队多次介入地区冲突,尤其是一些国家内部冲突,实行“保护的责任”,避免种族屠杀和滥杀无辜。但是“人道主义干预”也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和不满,对于它们来说, 维护主权始终是最重要的国家安全价值。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应当压倒国家政治安全。时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成绪指出,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冷战结束后国际上激烈争论的焦点。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代表非洲国家在1999 年第54 届联合国大会上抨击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干涉他国内部冲突的倾向。布特弗利卡强调,非洲国家“对自己的主权遭到任何损害仍然极为敏感”,主权是非洲国家“对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

  “人的安全”概念还涉及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打击海盗和走私贩毒等相对“软性”的所谓“低度政治”问题。由于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类型、程度各不相同,不同国家之间很难就某一个问题完全达成共识。同时,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根植于各国自身文化、社会、经济的深层土壤中,各国在资源运用、社会动员、应对机制等方面有各自的局限。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世界各国都承认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但欧盟、美国、日本等推卸减排责任;“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承诺在能承受的减排压力下将尽最大努力;欠发达国家则声明自己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需要损害补偿和资金技术支持;而小岛国自成一派,它们除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要求资金技术支持外,还提出激进主张,强烈要求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尽快强制减排,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有朝一日会将小岛国淹没在大洋中。■

  本文选自《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第三章 安全 第三节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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